对于《我控诉》电影本身，如果抹去导演姓名，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；如果加上导演姓名，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，即波兰斯基的“罪”。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、是否应该分开？
首先，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，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，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。
对于他“犯罪”的事实，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，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，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，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
阿尔弗雷德·德莱弗斯（AlfredDreyfus1859-1935），法国炮兵军官，法国历史上著名冤案“德莱弗斯案件”的受害者。身为犹太人的德莱弗斯在1894年12月22日被军事法庭判决为间谍罪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犹太运动浪潮。此后12年，法国社会也陷入一片骚乱之中。德雷福斯案之所以成为冤案，乃是受到法兰西这个民族当时盛行的反犹情绪的影响，它不仅导致冤案发生，而且也使得该案在明知为冤案后依然长期得不到纠正。首先，让我们从结构主义哲学的角度找到导演与作品的联系
[我控诉]和[七君子]，两部试图还原的都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。时隔七十年左右，一个是欧洲的犹太人，一个是美国的非裔群体。在2020年的大背景下，显得尤其应时应景。
共通点是Abbie甩去嬉皮外套豁出命似的对Hayden说的那句话：We are not killed by what we do but who we are。国家，军队，重权，人民，个体。选择对抗的个体不管是因为理想主义还是英雄主义都值得后人敬佩。嬉皮笑脸或许也只是在认清这个庞大机器的真相之后一种伪装。
唯独过不去的一点是，Polanski的个人背景很难让观众撇开偏见。
我控诉：“良心”的代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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